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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資訊一旦上網，便如潑出去的水，難以回收。對於曾經出現在法庭新聞報導中的當事人，那段被公開的過去可能成為永久的枷鎖。近年，一股源於歐洲的「被遺忘權」浪潮，衝擊著全球的言論自由與隱私權界線，香港這個實行普通法的地區，也無可避免地面對這股趨勢。

本文將從香港法庭新聞報導的獨特性出發，深入探討在普通法框架下，個人能否要求媒體（例如「香港法庭線」）或搜尋引擎刪除負面新聞，並分析「被遺忘權」在香港的發展趨勢、實務挑戰及未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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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的烙印：當法庭新聞成為永恆

「香港法庭線」等專業司法新聞媒體，以詳實報導各級法院判決、揭露真相為使命，成為公眾理解司法運作的重要橋樑。然而，對於一些案件的當事人而言，這些報導卻可能是一道無法癒合的傷痕。一名多年前因襲警罪成、已服刑完畢的更生人士，發現每次求職面試時，僱主只要在網上搜尋其姓名，第一篇結果便是「香港法庭線」當年那篇詳述案情、並附有其全名的報導。他懇求媒體刪除文章，卻遭拒絕。媒體主張，準確報導公開的司法程序是新聞自由的核心，也攸關公眾知情權。這位更生人士，能否在法律上主張「被遺忘權」，強制移除這則負面新聞？

這並非虛構的道德困境，而是歐洲「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思潮席捲全球後，在普通法體系中激起的真實波瀾。

第一章 被遺忘權的全球浪潮：從歐洲到普通法世界

1.1 西班牙谷歌案：權利的誕生

2014年，歐洲法院（CJEU）在「谷歌西班牙案」（Google Spain SL, Google Inc. v Agencia Españ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Mario Costeja González）中作出歷史性判決。西班牙律師Costeja González要求谷歌移除一篇1998年關於其房產因欠債遭拍賣的報紙公告連結。法院裁定，搜尋引擎作為資料控制者，有義務在特定情況下，從搜尋結果中刪除指向包含個人資料的網頁連結，即使該網頁內容本身合法且未被刪除。

法院確立了以下核心原則：

• 資料控制者責任：搜尋引擎處理個人資料，須遵守歐盟資料保護原則。
• 不相關、過時、過多：若資料經時間流逝，變得不準確、不相關、過多或處理目的不再必要，當事人有權要求移除連結。
• 利益平衡：行使被遺忘權時，需平衡當事人隱私權與公眾取得該資訊的知情權，特別是公眾人物的角色。

此判決確立了「被遺忘權」的雛形，但僅限於「去索引權」（right to delist），而非要求原始網站刪除內容。

1.2 GDPR的明文規範與例外

2018年生效的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DPR）第17條，正式將「被遺忘權」成文法化，條文明定「刪除權」（Right to erasure）。當事人有權要求控制者刪除其個人資料，理由包括：

• 資料不再為蒐集或處理目的所必需。
• 當事人撤回同意，且無其他合法處理基礎。
• 當事人反對處理，且無凌駕性的正當理由。
• 資料遭非法處理。
• 為遵守歐盟或成員國法律義務而須刪除。

但第17條第3項亦設下重要例外，其中與新聞媒體最相關者為：「為行使言論及資訊自由權所必要」者，不適用刪除權。這為新聞存檔與公共紀錄保留了一線生機。GDPR要求各成員國立法調和資料保護與言論自由，使得歐洲各國的實踐並不完全一致。

1.3 英國的司法回應：NT1與NT2案的分水嶺

英國作為普通法重鎮，其脫歐前的司法判決對香港極具參考價值。2018年，英國高等法院在NT1 & NT2 v Google LLC案中，首次詳盡處理被遺忘權。兩位商人分別要求Google移除關於其多年以前犯罪紀錄的搜尋結果連結。

法官Warby運用了兩階段的審查：

1. 初步評估：原告是否對該資訊享有合理的隱私期望？資訊是否已造成或可能造成損害？
2. 終局平衡：若初步成立，則進入細緻的利益權衡，比較原告依《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享有的私生活受尊重權，與公眾依第10條享有的言論自由及接收資訊權。

權衡時考量的因素包括：

• 犯罪資訊的性質與嚴重性。
• 時間經過（刑期結束後的時間長短）。
• 當事人公眾角色的程度。
• 當事人過往是否曾自願將資訊置於公共領域。
• 對當事人目前及未來生活的影響。
• 資訊是否為公共利益所必需。
• 資訊的真實性。

結果，NT1因被判處不誠實罪，且從商，公眾知情權凌駕其隱私權，敗訴；NT2則是多年前的情報輕犯罪，且真誠悔改，對其商業生涯無影響，隱私權優先，獲准刪除六個特定搜尋結果連結。此案清晰展示：普通法下的被遺忘權並非一刀切，而是極度依賴個案具體事實的精密平衡。

第二章 香港的法律框架：隱私、資料保護與新聞自由的角力

香港作為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並無成文法明確訂立「被遺忘權」，相關權利主張須從既有法律原則拼湊。

2.1 普通法下的隱私權與「濫用私人資訊」侵權

香港緊隨英國普通法發展，上訴法庭在2011年「李麗琴及另一人 訴 香港商業電台及另一人」案中確認，濫用私人資訊（misuse of private information）為獨立的侵權訴訟因由。此訴訟保護個人對其私人事務不被公開的合理期望。要成功提訴，原告須證明：

1. 對該被公開的資訊存在合理隱私期望。
2. 原告的隱私權與被告的言論自由等權利在衡平後，應傾向保護隱私。

這套衡平測試，與英國被遺忘權案件的核心精神相通。因此，如果有人因「香港法庭線」的報導而感到隱私受侵犯，理論上可以「濫用私人資訊」為由申請禁制令或索賠。然而，這面臨巨大障礙：法庭審訊幾乎全是公開程序，報導公開審訊的資訊，極難被視為具有合理隱私期望的「私人資訊」。

2.2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有限的刪除權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是保障資料的專法，但其賦予的刪除權相當有限。

條文	權利內容	限制
第6條 保障資料原則	原則2：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保留不得超過必要的時間。	這是概括原則，非直接賦予刪除權。
第18條 查閱資料要求	個人有權查閱資料使用者是否持有其個人資料，並要求提供複本。	乃行使其他權利的先決步驟。
第20條 改正資料要求	若個人資料經證實為不準確，當事人有權要求資料使用者改正。	僅限於「不準確」，不包括「真實但過時、不相關」。
第26條 刪除不再需要的資料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步驟刪除不再為原定目的（或直接有關目的）而需要的個人資料，除非法律禁止刪除。	義務在資料使用者，且「不再需要」的解釋空間大，新聞存檔目的常被視為持續需要。

《私隱條例》並未如GDPR般，給予當事人基於「反對權」或「撤回同意」而要求刪除真實但過時資料的權利。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在2020年發出的《刪除你向社交媒體平台提供的個人資料》等指引中，主要仍聚焦於註銷帳戶、刪除自己上載的內容，對於要求第三方刪除關於你的貼文，權力有限。

2.3 香港人權法案與新聞自由的憲法地位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條文納入本地法律。其中：

• 第14條：保障個人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受侵擾。
• 第16條：保障意見和發表的自由，包括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不限國界。

法庭在處理涉及言論自由的案件時，必須平衡這兩項基本權利。新聞媒體報導公開司法程序，正坐落於言論自由的核心領域。終審法院在多宗案件中強調，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石，任何限制必須狹義詮釋，且為追求合法目的所「必要」。這意味著，要求法院頒令強制媒體刪除真實準確的法庭報導，需跨越極高的門檻。

2.4 香港法庭線媒體的報導特性與公共利益

「香港法庭線」作為專注司法報導的媒體，其報導內容具有極強的公共性：

• 訊息來源公開：內容源於公開審訊、判詞及法庭文件。
• 公共監督功能：報導讓公眾監察司法機構運作，確保審判公正，符合公眾知情權。
• 紀錄歷史：完整保存司法歷史，為學術研究、公眾討論提供材料。

在這種背景下，刪除一篇準確的法庭報導，不僅侵犯編輯自主，更可能構成對整體公眾知情權的減損，這在權衡中佔據極大比重。

第三章 被遺忘權在香港司法實踐中的摸索與虛擬沙盤

儘管成文法未明定，但香港的司法與行政機關已開始觸及相關爭議。

3.1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有限介入

私隱專員公署處理投訴時，曾遇到要求Google移除搜尋結果連結的個案。公署的立場通常是：

• 若連結指向的網頁含有不準確的個人資料，會要求相關平台核實並改正或移除。
• 但對於真實但聲稱過時、不相關的資訊，公署認為《私隱條例》未賦予要求刪除的權力，這屬立法政策問題。公署曾建議政府研究修例，但目前未有立法時間表。
• 公署可要求搜尋引擎停止使用該等資料作直接促銷，但與被遺忘權核心不同。

因此，向私隱專員尋求救濟，對於移除法庭線的真實報導，幾乎無效。

3.2 法庭案例的虛擬推演：從禁制令到移除要求

香港至今未有直接處理「被遺忘權」要求媒體刪文的已報導判決，但我們可以透過既有法律原則進行虛擬法庭推演。

案例假設：陳先生（化名）訴「香港法庭線」及Google LLC

• 案情：陳先生於2012年因在超市偷竊價值200元的貨物，被判盜竊罪成，罰款。他真誠悔改，從此無再犯，現為一名社工。2012年「香港法庭線」詳實報導了該宗裁判法院案件，文中包含其全名、年齡及職業。十年後，陳先生發現每次僱主或服務對象搜尋其名，該報導居於首頁，嚴重影響其專業形象。他要求「法庭線」刪除報導遭拒後，同時要求Google停止顯示該結果的連結。他向法庭提出兩項申請：針對「法庭線」的濫用私人資訊禁制令，及針對Google的移除搜尋結果強制令。

法律分析：

1. 針對「香港法庭線」的濫用私人資訊索償
   • 第一步：存在合理隱私期望嗎？
     陳先生的姓名和罪行，是在公開法庭被定罪及宣判，報導忠實反映了公開司法程序。根據英國案例 R v Legal Aid Board, ex parte Kaim Todner，公開審訊是普通法的基本原則，當事人已進入公共領域，極難主張對審訊內容有合理隱私期望。法官可能裁定不滿足第一步，直接駁回。即使考慮十年時間流逝，但與NT1/NT2案中的「已服刑」犯罪紀錄不同，本案是報導本身從未被隱蔽，持續公開。終審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梁國雄》等案中強調司法公開的重要性。 結論：勝算極低。
2. 針對Google移除搜尋結果的要求
   • 此處面臨更根本的問題：香港法律並無可直接要求搜尋引擎「去索引」真實、合法資訊的成文法基礎。陳先生無法引用《私隱條例》第20條，因報導內容準確；也無法引用第26條，因Google非資料的原始使用者，其搜尋索引目的難以被論證為「不再必要」。
   • 他或許可嘗試依普通法下的「疏忽」或「妨擾」提告，但這極為艱困。英國NT1/NT2案是在英國將GDPR本地化及《歐洲人權公約》直接適用下達成，香港沒有對等機制。
   • 更可能路徑：援引《人權法案》第14條的橫向效力（horizontal effect），主張法庭在發展普通法時應考慮保障隱私權，創設新的訴訟因由。但這屬突破性司法，下級法院通常審慎。結論：成功機會渺茫，除非終審法院願意在適當案件中推動法律發展。

3.3 比較香港與英國法院的權衡測試

英國法院在NT案運用的平衡清單，對香港具高度啟發性。若香港法院有機會處理類似案件，極可能採納類似框架。

考量因素	對刪除有利（陳先生方）	對保留有利（媒體/公眾方）
罪行本質與公眾利益	輕微偷竊，無涉誠信或暴力；時間久遠，公眾討論價值已極低。	任何刑事定罪皆為公共紀錄，公眾有權知悉社區內發生過的犯罪行為。
時間經過	已逾十年，符合「被遺忘」的時間要求。	司法紀錄具有永久保存價值，時間不足以抹滅歷史事實。
當事人角色	非公眾人物，現為社工，屬普通公民。	其行為當年已進入公共領域，選擇犯罪時某程度上放棄了部分隱私。
對當事人損害	就業及專業聲譽嚴重受創，構成持續的歧視與傷害。	準確的報導本身不構成損害，損害來自其過往行為。
資訊性質與來源	源自公開法庭，但其傳播因搜尋引擎而永久化、即時化，超出當年合理預期。	媒體忠實報導公開資訊，應受高度保護；強制刪文構成寒蟬效應。
替代方案	可僅要求Google「去索引」，原始報導存留於媒體網站，平衡各方利益。	去索引仍限縮公眾取得資訊的路徑，且搜尋引擎成為私人審查員。

這個表格顯示，即使在最有利於原告的假設下，權衡也非一面倒。香港法院在重視新聞自由及司法公開的傳統下，極可能傾向保護資訊的完整性，除非案件事實極端。

第四章 刪除法庭新聞的深層挑戰與多方角力

4.1 「法庭新聞」作為公共紀錄的本質矛盾

要求刪除法庭新聞，本質上是在挑戰「司法公開」這項普通法的基石原則。法庭判詞、控罪、裁決，是國家行使司法權的正式紀錄，屬於公眾領域。新聞媒體的報導，是這些公共紀錄的「即時史官」。允許當事人在事後以「被遺忘權」為由要求消滅這些紀錄的傳播，可能會：

• 改寫歷史：公眾將無法查證過往的司法運作。
• 削弱問責：媒體監督司法的功能將被削弱，法官與檢控官的決定不再受長遠審視。
• 差別待遇：有資源、有法律知識的人能「漂白」過去，造成資訊不均。

4.2 定罪人士的更生需求與公眾安全

這是被遺忘權討論中最具張力的環節。社會普遍鼓勵更生人士融入社會，但若其過去可被輕易搜尋，重返社會將難上加難。然而，某些職業（如會計師、兒童看護）與犯罪紀錄本質相關，公眾安全凌駕個體更生。問題在於，一刀切的永久保存，是否過於粗糙？

英國NT1與NT2案的區別對待，顯示精細化處理的可能。例如，輕微、一次性、與當前職業無關的舊案，或可獲得某種形式的「時效性隱私」。但在香港，缺乏明確法律框架，這種細緻操作只能依賴媒體的個別倫理決定，而非法律義務。

4.3 內容農場與搜尋引擎的艱難角色

「法庭線」這類專業媒體通常有嚴謹的編輯政策，會審慎回應刪除請求。真正的氾濫在於，大量網站、社交媒體專頁會複製、轉載法庭新聞，甚至斷章取義，再經搜尋引擎索引，構成一個難以根除的永久烙印。Google等搜尋引擎自2014年後，在歐洲收到數百萬則去索引請求。他們建立了審核團隊，依據公共利益、當事人角色等準則處理，但該過程極不透明，儼如「私人法院」。香港若無法律明文授權，搜尋引擎自願審查的空間更大，標準更混亂。

4.4 媒體的自我規範：倫理與編輯方針的選擇

「香港法庭線」等媒體，如何在法律之外進行倫理抉擇？可能會制定內部指引：

• 一般原則：忠實報導公開審訊內容，不主動刪除已發布的真實報導。
• 特殊情況考慮：若報導對象為非公眾人物、案情輕微且年日久遠，當事人能證明該報導造成嚴重且不成比例的真實損害（如長期失業、嚴重精神病患），可考慮進行匿名化處理（將姓名改為字母），而非整篇刪除。這是平衡更生權益與歷史紀錄的折衷方案。
• 回應機制：設立清晰渠道讓當事人提出異議，並在報導下方刊登其更生近況的「更新聲明」，而非刪除原文。

然而，這全憑媒體自願，缺乏強制性，也無法解決搜尋引擎的問題。

第五章 發展趨勢：香港會邁向普通法下的被遺忘權嗎？

5.1 立法改革：遠景或現實？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曾多次建議港府研究修訂《私隱條例》，引入類似GDPR的刪除權及反對權，並為新聞目的設立豁免。2020年公署的檢討報告中提及，社會對「起底」行為高度關注，但對於一般意義上的被遺忘權，態度審慎，認為需廣泛諮詢。立法會議員曾就此議題進行討論，新聞界及商界均表達強烈保留，擔憂言論自由受損及合規成本。短期內，因政治環境及立法優先級，成文法化的機會不高。

5.2 司法能動性：法庭會否創設新權利？

終審法院在過去曾積極發展普通法，例如在涉及同性伴侶權益、囚犯投票權等案中，賦予《人權法案》橫向效力。若有一個極端且充滿同情的案件（例如，因二十年前一次輕微定罪而終身被毀的精神病患更生人士），到達終審法院，法院有可能裁定，普通法下的隱私權侵權需發展以回應數位時代的挑戰，從而要求搜尋引擎在特定條件下承擔去索引義務。

這一發展必然嚴格受限，可能會採納類似英國NT案的清單，設定極高門檻：只適用於非公眾人物、資訊已明顯過時且不相關、持續傳播已導致不成比例痛苦，且移除不會對公眾討論造成重大損害的極少數情況。法庭將極力避免打開「任意改寫歷史」的大門。

5.3 科技平台的自律與跨國影響

由於香港用戶大量使用Google、Facebook等跨國平台，這些平台因應GDPR及自身政策建立的全球申訴機制，實質上已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定程度的「被遺忘」渠道。Google的內容移除表單允許基於「不相關的搜尋結果」提出請求，雖然審核標準未完全公開，但一些陳年、不相關的連結確有機會被移除。這形成了一個事實上的、由私人企業運作的被遺忘權體系，繞過香港本地法律。

5.4 大中華區及亞洲的對照

• 中國內地：《個人信息保護法》第47條明確規定了刪除權，條件包括「處理目的已實現、無法實現或為實現處理目的不再必要」。但該法對新聞報導等有豁免，實務上能否用於要求刪除法庭報導，仍不清晰，且司法環境不同。
• 台灣：2010年《個人資料保護法》賦予當事人請求刪除的權利，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也奠定資訊隱私權。實務上已有零星案例，當事人要求Google移除搜尋結果，法院需就個案衡平。
• 新加坡：普通法體系，無法定被遺忘權。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指引明確指出，要求刪除真實但因時間經過而不準確的資料，不屬現行法律管轄。這與香港情況最為相似。

比較可知，香港在亞洲普通法地區中，對於立法引入被遺忘權，顯得尤為保守。

第六章 實務指南與常見問題（FAQ）

6.1 常見問題解答

Q1： 我發現「香港法庭線」有一篇關於我多年前輕微案底的報導，我已改過自新。我可以直接要求他們刪文嗎？
A： 您可以禮貌地書面提出請求，說明具體原因（如：對現職的嚴重影響、真誠悔改）。但媒體沒有法律義務照做。如前所述，成功的機會取決於媒體的內部倫理政策。在法律上，您難以強制媒體刪除準確、源自公開法庭的報導。

Q2： 如果無法刪除文章，我可以要求Google移除搜尋到這篇文章的連結嗎？
A： 您可以向Google提交「法律移除要求」表單，選擇「不相關的搜尋結果」或「過時內容」為由。Google的全球團隊會根據其內部政策審核，可能會考慮資訊的公共利益、時效性等。這比訴訟成本低，但結果完全由Google決定，且不是基於香港法律。若Google拒絕，在香港目前難以強制它移除。

Q3： 我能否向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投訴？
A： 可以，但成功機會極微。公署僅能處理不準確的個人資料。如果報導內容屬實，公署會認為沒有違反《私隱條例》，不會命令刪除。您可投訴，獲得官方立場說明，但無法得到實質救濟。

Q4： 有沒有可能透過起訴「誹謗」來要求刪除？
A： 誹謗訴訟的前提是報導虛假。如果報導準確，誹謗必定敗訴，且提起這種無理訴訟可能被法院判令支付懲罰性訟費。切勿嘗試。

Q5： 申請法院頒發禁制令的成功率有多大？
A： 根據現有法律，難度極高。您需要證明報導侵犯了您的隱私（合理隱私期望），且在與言論自由的平衡中佔上風。鑑於司法公開的原則，一個忠實報導公開審訊的案件，極難被認定為侵犯隱私。除非案情極其特殊（例如，您是案件的無辜第三方被錯誤牽連，且媒體拒絕匿名），否則不建議貿然訴訟，法律費用高昂且敗訴風險極大。

6.2 行動清單：若您希望尋求刪除

1. 自我評估：誠實判斷。您是公眾人物嗎？罪行性質嚴重嗎？時間過了多久？對您的損害是否真實、具體且不成比例？
2. 友善溝通：先以書面形式聯繫「香港法庭線」的編輯部，語氣誠懇，提供證據證明您的更生情況及報導帶來的困擾。請求考慮作匿名化處理或增添更新備註，而非全刪。
3. 利用平台機制：同時向Google提交「過時內容」移除請求，清晰說明何以該資訊已不相關，並附上相關文件。
4. 法律諮詢：若上述途徑失敗，諮詢熟悉媒體法及隱私法的律師，評估是否有極小機會以「濫用私人資訊」提訴。務必讓律師詳細告知風險與成本。
5. 接受與管理：在多數情況下，法律無法提供救濟。最佳策略可能是積極管理您的網路形象：建立正面內容（個人專業網站、社交媒體），發布您的近況與專業成就，讓搜尋結果頁面向正面資訊傾斜。時間一久，負面報導的自然排序可能會下降。

結論：在記憶與遺忘之間，尋求屬於香港的衡平

普通法下的「被遺忘權」，在香港仍處於褶襁階段。它並非一項可任意行使的絕對權利，而是隱私權與言論自由這場永恆角力中的一個新戰場。法庭新聞報導承載著司法公開、公眾知情與歷史記憶的多重使命，使其成為最難被「遺忘」的資訊類型之一。

歐洲與英國的經驗啟示我們，即使在被遺忘權已明文化的法域，刪除真實法庭報導也幾乎不可能，僅能在極端個案中，對搜尋引擎的去索引義務進行極為謹慎、事實敏感的權衡。香港在缺乏成文法基礎、且憲法高度保障新聞自由的背景下，法院創設類似權利的門檻只會更高。

真正的出路，或許不在於賦予個人一項凌駕性的刪除權，而在於培育一個更細膩、更多元的生態系統：立法機關審慎研議，為最邊緣的受害個案提供微小但明確的出口；司法機關在極端案件中有智慧地發展普通法；媒體堅守報導真實的同時，展現倫理溫情，善用匿名化或更新機制；科技平台負責任地設計審核流程，提升透明度；而個人，也需學習與自己的數位足跡共存，積極管理自身敘事。

在香港這片土地上，「被遺忘權」的發展趨勢，終將是對社會如何看待過去、如何對待更生、以及如何堅守言論自由價值的一次深刻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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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景行
資深法律媒體人，長期關注資訊法、隱私權及新聞自由議題。曾任職本港主流媒體司法線記者，後赴英進修媒體法碩士。現為獨立評論人及大學兼任講師，文章常見於兩岸三地媒體。堅信公義不僅體現在判決，也在於資訊的合理流動與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