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競爭對手在微信發布假新聞攻擊,在台灣地區法律框架下「可以提告」,但勝訴的關鍵不在於「對方內容不實」這一命題本身,而在於證據能否通過法院的數位證據檢驗,以及能否跨越微信伺服器不在台灣地區境內所帶來的執行障礙。刑事路徑可主張刑法第310條誹謗罪與第313條妨害信用罪,兩者均為告訴乃論,六個月告訴期間是硬性門檻;民事路徑則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請求刪文、道歉與金錢賠償。企業作為被害人時,商譽損害的舉證門檻顯著高於自然人的精神慰撫金,營業額下降與假新聞之間的因果關係必須以客戶流失紀錄、訂單取消憑證等具體事證建立,不能僅憑會計報表推論。以下從法律定性、證據固定、訴訟策略到執行風險逐層拆解。公眾號負面文章在搜尋引擎排很前面,能處理嗎
一、先判斷:你面對的是「名譽損害」還是「信用損害」
微信上的假新聞,在刑法上可能同時觸犯兩條罪名,但兩條罪的保護法益不同,構成要件與舉證方向也不同。
刑法第310條誹謗罪保護的是人格名譽,處罰「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的行為。以文字、圖畫犯之者,法定刑提高至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第313條妨害信用罪保護的是經濟信用,處罰「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法定刑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以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企業遭受攻擊時,第313條往往比第310條更貼近損害本質。最高法院裁判要旨明確指出,妨害信用罪所謂「流言」係指「無稽之言、謠言或毫無事實根據之資訊」,且「損害他人之信用」是指行為已足使社會對他人經濟上履行支付之能力或其誠信可信程度產生不利觀感。假新聞若指控你的產品有安全疑慮、財務狀況不佳、拖欠貨款、以劣質原料充數,瞄準的正是交易相對人對你「還能不能正常履約」的信心,第313條的適用空間通常比單純的名譽貶損更直接。
實務上兩罪可以併行主張,但必須留意:第313條要求散布者主觀上知悉所散布者係流言,若對方僅是轉發而未意識到內容不實,成罪難度會提高。因此,提告前應優先鎖定首發者與明知不實仍協同散布者,而非隨手轉發的一般網友。
二、刑事門檻:六個月告訴期間與「合理查證」的攻防
誹謗罪與妨害信用罪均屬告訴乃論之罪,依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時起六個月內為之。這是硬性期間,逾期即喪失告訴權。所謂「知悉犯人」不僅指知道有人發文,實務上通常以知悉行為人身份或可得特定其身分時起算;若只看到匿名帳號而無法對應到具體自然人,期間的起算時點可能延後,但不宜以此冒險,發現後應立即啟動證據保全並諮詢律師評估告訴時點。
真正的訴訟戰場在於「不罰」的抗辯。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進一步將此操作為:言論涉及公共利益時,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內容為真實,但若發表前已踐行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為真實者,仍屬不罰;然而,若表意人「明知或重大輕率」地引用不實證據資料,即不適用該免責事由。
對你的對手而言,最常見的抗辯是「我有查證,只是查證結果錯誤」。你的攻擊點因此不在於證明「內容是假的」——那只是入場券——而在於證明對方根本沒有進行真誠的查證,或查證方式明顯敷衍、刻意迴避反面資訊。具體而言:
- 對方是否在發文前聯繫過你或你的公司請求回應?
- 對方引用的「證據」是否明顯與公開資訊矛盾,稍加比對即可發現破綻?
- 對方是否同時在多个微信公眾號、群組密集同步發布,呈現協同操作的特徵?
- 對方過去是否有針對同一目標反覆發布不實內容的紀錄?
這些事實決定了案件是停留在「言論自由」的保護範圍,還是落入「真正惡意」的刑事可罰地帶。
三、證據:微信截圖為什麼經常「看得到卻用不了」
微信假新聞案件最實務的敗訴原因,不是法律見解錯誤,而是證據形態不符合法院的要求。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0號判決揭示的框架是:原始電磁紀錄作為數位證據時,法院須依刑事訴訟法第165條之1第2項以適當設備顯示、使當事人辨認;但若原始電磁紀錄已遺失、湮滅或難以取得,舉證方僅提出手機截圖列印之影(圖)像,而對造爭執其真實性時,該截圖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現行法缺乏明確規範,法院需參照外國法制與實務見解個案判斷。換句話說,截圖本身不是當然有證據能力的證據,對方一句「這是偽造的」就可能讓你的核心證據陷入爭議。
更穩妥的證據固定方式,依效力與成本排列如下:
| 取證方式 | 效力層級 | 關鍵操作 | 主要限制 |
|---|---|---|---|
| 法院公證或民間公證人體驗公證 | 最高(公文書推定為真) | 由公證人操作設備流覽涉案微信頁面,將所見畫面列印並做成公證書 | 需付費,且須在內容尚未刪除前完成 |
| 區塊鏈存證/可信時間戳 | 中高(司法實務逐漸認可) | 對涉案頁面、文章、轉發紀錄進行雜湊值上鏈固定 | 法院仍可能要求說明取證過程的完整性 |
| 自行截圖+完整脈絡保存 | 低至中(取決於對方是否爭執真實性) | 截圖須包含微信ID、頭像、發布時間、閱讀數、轉發鏈,並保留手機原機供勘驗 | 單獨提出易遭爭執;須保留原始載體 |
實務上,微信內容的生命週期極短,假新聞可能在數小時內被刪除或修改。發現當下的第一動作不是截圖,而是錄影:以另一台設備連續錄製從解鎖手機、開啟微信、進入公眾號文章、滑動至文末、展示發布時間與閱讀數的完整過程,再以該錄影檔申請公證或區塊鏈存證。錄影的連續性本身就是對「截圖是否經過變造」質疑的回應。
四、民事求償:企業與個人適用的請求權基礎不同
民事路徑的好處是證明門檻低於刑事(過失亦可成立侵權),且可同時請求刪文、刊登澄清啟事、金錢賠償。請求權基礎主要是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與第195條第1項(名譽、信用等人格法益受侵害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個人的名譽權侵害
自然人請求精神慰撫金,法院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加害程度核定數額。實務上單純微信貼文誹謗的慰撫金金額通常落在數萬元至數十萬元區間,若涉及大量轉發、持續攻擊、或行為人具營利意圖,金額可能上調。真正有嚇阻效果的是刪文與刊登道歉啟事,金錢賠償反而常非當事人最在意的部分。
企業的商譽侵害:一個容易誤判的門檻
企業(法人)過去長期被實務認為「無精神痛苦,不得請求慰撫金」,但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544號裁定已改變此見解:法人名譽或信用受侵害時,若受有「對達成其設立目的有重大影響且無法以金錢量化之損害」,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請求相當金額賠償。
這聽起來對企業有利,但實際操作門檻不低。該裁定同時明示,法人的非財產上損害與自然人的「精神痛苦」內涵不同,應由法人負主張與舉證責任,不能空泛指稱「商譽受損」。更關鍵的是,企業最常主張的「營業額下降」在本質上屬於財產上損害(所失利益) ,不是非財產上損害;要請求營業損失,必須證明營業額下降與假新聞之間具有因果關係。
台灣地區法院對此的審查相當嚴格。曾有公司主張因油品事件商譽受損、營業額衰退數千萬元,法院以其無法提供產品別營業收入、銷貨數量、成本資料,亦無客戶因事件取消訂單的紀錄,駁回請求。另有判決明確指出,營業額變動受景氣、經營策略、同業競爭等多重因素影響,被害人須證明「所受損害與原因事實間具有因果關係」,不能僅憑統計數字推論。
因此,企業提告民事時,證據清單應優先準備:
- 假新聞發布前後的客戶通訊紀錄:客戶主動詢問、表達疑慮、要求暫停出貨的對話。
- 訂單取消或延遲的書面憑證:與假新聞發布時間具有先後關聯性者。
- 假新聞的傳播數據:閱讀數、轉發數、覆蓋的微信社群或公眾號數量,用以證明散布強度。
- 同業或交易相對人的反饋紀錄:展會、拜訪中被提及該假新聞的紀錄。
- 內部因應成本:聘請公關、法律顧問、製作澄清素材的支出憑證,可歸類為回復原狀的必要費用。
僅有「營收下降曲線」而無微觀因果證據的請求,在台灣地區民事法院獲得准許的機率偏低。
五、微信平台的結構性障礙:判決之後,錢和資料都可能在對岸
這是微信案件與一般網路誹謗案件最本質的差異,也是許多當事人在勝訴後才發現的問題。
微信的營運主體為騰訊,在台灣地區沒有設立分支機構或在地法律對接窗口。台灣地區執法機關與Facebook、LINE等平台簽有犯罪偵查資料調取協議,但微信不在其中;檢警調取微信資料須透過兩岸司法互助途徑,實務上曠日廢時,且中方配合意願取決於個案性質,一般名譽或信用案件獲得協助的可能性不高。這意味著:
- 匿名帳號的真實身分難以查明:若對手使用非實名微信號或境外門號註冊,刑事偵查可能卡在「行為人是誰」而無法推進。
- 平台端刪文難以透過台灣地區司法命令直接執行:你可以取得法院判決命對方刪文,但判決的效力對象是「行為人」,不是騰訊。若對方在台灣地區有資產或居所,判決的執行力較高;若對方是境外主體,強制執行的難度顯著上升。
- 民事判決的跨海峽承認與執行存在不確定性:台灣地區民事確定判決在中國大陸的認可與執行,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及相關司法解釋處理,實務上並非自動生效,需另行聲請認可。
這不是說提告沒有意義。若對手是在台灣地區有居所、有資產的自然人或公司,刑事告訴與民事訴訟的壓力仍然真實存在;判決確定的金錢債權可以強制執行台灣地區境內財產。但若對手的微信帳號與實際資產均在境外,訴訟的實際救濟效果必須在提告前誠實評估,不宜將「勝訴判決」等同於「損害填補」。
六、平台投訴與訴訟的順序策略
不建議把平台投訴與司法程序視為二選一,但順序錯了會消耗證據。
第一步永遠是證據固定,在平台投訴之前完成。微信公眾號文章的侵權投訴機制要求提交權利證明與侵權說明,投訴成立後平台可能刪文;一旦文章被刪,你如果沒有預先完成公證或區塊鏈存證,後續訴訟將失去核心證據。先取證,再投訴,這個順序不能顛倒。
第二步是平台投訴,目的是阻斷傳播,而非取代訴訟。微信公眾號投訴可循「侵權投訴」入口,以名譽權或商譽受侵害為由提交申請;若涉及企業,微信設有涉企侵權的處理通道,但審核標準與處理時效不受台灣地區當事人控制。投訴成功的價值在於減少損害擴大,同時在訴訟中可作为「已盡力防止損害擴大」的佐證。
第三步才是刑事告訴或民事起訴,且兩者可以並行。刑事告訴的實益在於借助檢警的偵查權限(例如向微信調取IP或帳號資訊,尽管成功率有限),民事訴訟的實益在於較低的證明門檻與較靈活的救濟內容(刪文、道歉、金錢)。實務上常見的策略是:先提出刑事告訴迫使對方出面,同時或隨後提起民事訴訟;若刑事程序因管轄或身分不明停滯,民事程序仍可獨立進行。
常見問答
問:競爭對手在微信「群組」裡散布假新聞,不是公開發文,這樣算「散布於眾」嗎?
刑法第310條的「散布於眾」與第313條的「散布流言」,核心在於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微信群組若人數眾多、成員來源不特定(例如行業交流群、客戶群),且內容被進一步轉發,即可能構成「散布於眾」。反之,若僅是一對一私訊,成罪空間明顯收窄。群組的人數、成員組成、以及內容是否被截圖外流,是判斷的關鍵事實。
問:對方是微信公眾號,文章已經刪了,還能告嗎?
可以,前提是你已預先固定證據。刪文不影響已經發生的誹謗或妨害信用行為的可罰性,但會影響你能在法庭上呈現的證據形態。若只有截圖而對方爭執真實性,證據能力可能陷入爭議;若有公證書或區塊鏈存證紀錄,即使原文已刪,仍可作為證據使用。刪文本身也可以作為對方「自知理虧」的間接事實,在民事損害賠償的量定中納入考量。
問:告刑事比較有用,還是告民事比較有用?
目的不同。刑事的目的在於譴責行為與借助偵查權,但成罪須跨越「合理查證」與「真正惡意」的門檻,且即使有罪,罰金或拘役的實際嚇阻效果有限。民事的目的在於刪文、回復名譽與金錢填補,證明門檻較低(過失即可),且可請求對方負擔你的律師費用(在一定要件下)。若對手是台灣地區境內主體,兩者併行通常是最完整的策略;若對手在境外,民事判決的執行障礙必須事先評估。
問:公司可以告嗎?商譽受損一定要證明營業額下降嗎?
公司可以作為告訴人與民事原告。商譽受損不限於營業額下降;若能證明假新聞對公司「達成設立目的」造成重大影響且難以金錢量化(例如導致重要合作破局、招募關鍵人才受阻、監管機關啟動不必要的調查),仍可能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但如本文第四節所述,法院要求具體舉證,空泛的「商譽受損」主張不會被接受。營業額下降路徑則須建立與假新聞的因果鏈,不能僅憑數字推論。
問:告訴期間六個月,是從我看到文章那天開始算嗎?
不是單純以「看到文章」起算,而是自知悉犯人時起算。若文章為匿名帳號所發,你看到文章的當下不知行為人是誰,期間的起算可能延後至你知悉或可得特定行為人身分時。但這取決於個案事實,法院對「何時可得特定」的認定可能與你的認知不同。實務建議:發現假新聞後,即使行為人身分不明,也應在數週內完成證據保全並向律師諮詢,避免因期間爭議喪失告訴權。
總結
微信假新聞的提告,法律上可行,戰術上必須先證據、後法律,戰略上必須先評估對手的境內連結,再決定投入的訴訟資源。刑事的310條與313條提供行為非難的基礎,民事的184條與195條提供回復名譽與金錢救濟的管道;但這兩條路都繞不開兩個現實:微信截圖在法院眼中的證據分量遠低於當事人的預期,以及騰訊的伺服器與資產不在台灣地區司法權直接觸及的範圍內。能在提告前把證據做到公證層級、把對手的境內財產與居所查清楚、把商譽損失從「感覺」轉化為「客戶行為的微觀紀錄」,勝訴判決才有轉化為實際救濟的可能。反之,若僅憑滿腔憤怒與幾張截圖就提告,最可能的結局是程序走完、判決拿到,而對手依然在微信上繼續發文。
作者簡介
陳以信,台灣地區執業律師,東吳大學法學碩士,主要處理名譽權侵害、商業誹謗、不正競爭與網路平台責任案件。曾協助多家中小企業與新創公司處理跨境通訊軟體上的不實資訊攻擊,並長期關注數位證據在台灣地區法院的實務演變。文章內容基於實務經驗與公開判決整理,不構成個案法律意見;具體案件應委任律師依事實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