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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港自2021年將「起底」刑事化以來,執法數據持續下降,但圍繞「起底」規管的爭議從未平息。核心張力在於:當一個人被「起底」而成為受害人,媒體隨後對事件的報道——包括披露涉事各方身份、轉載已被公開的資料、引述社交平台帖文——是否可能令受害人再次暴露於公眾視野,甚至反過來使受害人的個人資料在「新聞報道」的名義下被二次傳播?與此同時,《私隱條例》第61條的「新聞活動」豁免,為傳媒提供了一面法律上的盾牌,但這面盾牌的邊界從未完全清晰。本文從法律結構、執法實踐、媒體倫理與具體案例四個層面,拆解「起底」規管中受害人、媒體與監管機構之間那條始終模糊的紅線。


一、問題的形狀:受害人為何會「反被公開」

「起底」的本質,是將個人資料從其原本的語境中抽出,置入一個旨在造成傷害的新語境。刑事化之後,未經同意披露他人個人資料而意圖或罔顧造成「指明傷害」,即屬犯罪。受害人向私隱專員公署投訴,期望的是資料被移除、傷害被制止。然而,當事件進入公眾視野,媒體的介入會改變資料的流向。

一種常見的情形是:受害人的遭遇本身具有新聞價值,媒體在報道案件時,為了呈現「完整故事」,會引述或轉述已被公開的個人資料、社交平台帖文內容、甚至當事人的姓名與背景。這些資料在「起底」帖文中出現時是侵害的客體,但在新聞報道中出現時,卻可能被賦予「報道所需」的正當性外觀。受害人從「被起底者」變成「新聞事件中的當事人」,其個人資料在另一種正當性框架下繼續流通。這不是法律意義上的「二次起底」,卻可能產生近似的效果:當事人無法真正從公眾凝視中退場。

另一種更為微妙的情形,涉及「吹哨者」與「起底」邊界的重疊。「藥倍安心」爭議中,舉報者鄭曦琳因在社交平台披露他人資料而被控「起底」罪,但她的披露行為最初被部分公眾理解為「吹哨」。當媒體報道這宗案件時,舉報者與被舉報者的身份、背景、社交平台活動均被反覆呈現。無論報道立場如何,雙方都因媒體的持續關注而承受着另一層面的曝光。這種曝光的驅動力不再來自單一的「起底」帖文,而是來自新聞生產本身的邏輯。

因此,「受害人反被媒體公開」不是一個可以簡單歸咎於某一方的命題。它指向的是「起底」規管框架中一個結構性的縫隙:法律懲罰的是「意圖造成指明傷害」的披露,但媒體報道的意圖是「告知公眾」,兩者在意圖層面截然不同,然而對當事人產生的曝光效果卻可能疊加。


二、法律結構:第64條的門檻與第61條的盾牌

要理解媒體在「起底」報道中的位置,必須先釐清兩組條文之間的關係。

第64條:刑事化的核心構造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64條下的「起底」罪行採取兩級制。第一級罪行(第64(3A)條)的法定元素包括: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披露其個人資料,且披露者「意圖」導致當事人或其家人蒙受「指明傷害」,或「罔顧」是否會造成該等傷害。第二級罪行(第64(3C)條)則要求披露行為「已構成」指明傷害,刑罰顯著提高。

「指明傷害」的定義涵蓋滋擾、騷擾、纏擾、威脅、恐嚇、身體傷害、身心傷害,以及合理地擔心安全或福祉受損。這意味着,單純「公開了資料」本身不足以構成第64條罪行;控方必須在披露行為與「意圖造成傷害」或「罔顧傷害」之間建立連結。律政司在首宗「起底」刑事案上訴中確立的原則是,控方不需要證明「實際傷害」已經發生;只要披露者意圖造成傷害,或罔顧傷害是否發生,罪行即可成立。

這一構造對媒體報道的意涵是:如果媒體在報道中披露個人資料的目的在於新聞傳播,而非意圖造成「指明傷害」,第64條的刑事門檻通常不會被觸及。但「罔顧」這一元素留下了解釋空間——如果媒體對披露可能造成的傷害效果完全不加理會,法律上的風險並非為零。

第61條:新聞活動豁免的實質要求

第61條為「新聞活動」提供了豁免,但其適用並非自動的。第61(2)條的核心條件是:資料的使用(包括披露)是為了向從事新聞活動的資料使用者披露,且作出披露的人「有合理理由相信」,發表或播放該等資料「是符合公眾利益的」。

行政上訴委員會在1997年的一宗個案中闡述了這一豁免的運作方式:一間學院院長向記者披露一名職員的個人資料,以反駁該職員妻子對學院的不實指控。委員會認為,該披露是為了讓記者作出「公平及平衡的新聞報導」,符合公眾利益,因此第61(2)條的豁免適用。這個案例確立了一個重要起點:豁免的關鍵不在於資料是否敏感,而在於披露是否服務於一個可識別的公眾利益,且披露者對這一公眾利益的存在有合理相信。

然而,「公眾利益」不是一個可以任由披露者自我定義的概念。在2026年記協就車牌查冊安排提出的司法覆核中,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指出,第61(2)條「僅在披露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時提供豁免(即作為資料使用者的盾牌或抗辯理由)」,而非施加一項披露的責任;它也不豁免其他保障資料原則或法律限制。這一區分十分重要:新聞豁免是「防守性」的,它不能正面要求監管機構或第三方必須提供資料。傳媒不能以「新聞自由」為由,主張自己有權取得任何其認為有新聞價值的個人資料。

將第64條與第61條並置,媒體在「起底」報道中的法律位置呈現出一種不對稱:第64條的刑事責任取決於「意圖」或「罔顧」傷害,而第61條的豁免取決於「公眾利益」的合理相信。一個媒體完全可以善意地相信自己的報道符合公眾利益,但這並不自動意味着其披露行為在事實層面上不會對當事人造成與「起底」相似的曝光後果。


三、執法數據中的沉默:下降的「起底」與上升的複雜性

私隱專員公署的執法數據呈現出一條清晰的下行曲線。2025年,公署共處理308宗「起底」個案,較2024年減少30%;其中經主動網上巡查發現的個案由2024年的87宗大幅下降至9宗,與2022年的1,134宗相比跌幅超過99%。投訴個案同期亦由630宗下降至299宗,跌幅超過五成。

這些數字常被援引為「起底」問題受控的證據。但數字的下降本身並不能說明所有問題。有幾個結構性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投訴仍然是個案的主要來源。 2025年308宗個案中,絕大多數來自接獲投訴,而非公署主動發現。這意味着,未被投訴的「起底」行為——包括那些受害人因恐懼、資訊不對稱或不信任執法機構而選擇沉默的個案——並不會進入統計視野。主動巡查發現個案的急劇下降,可能反映的是巡查策略或資源配置的變化,而非「起底」行為本身在互聯網生態中的全面消退。

第二,停止披露通知的遵從率極高,但通知的發出對象主要是海外平台。 2025年公署向13個網上平台發出32份停止披露通知,要求移除56個「起底」訊息,遵從率超過98%。高遵從率說明平台在收到正式通知後通常會配合移除內容,但它不改變一個事實:通知的啟動依賴於公署的識別與介入,而在通知送達之前,資料可能已經在平台上流通了相當時間。對於受害人而言,「移除」發生在「曝光」之後。

第三,檢控與定罪的數量相對於處理個案總數仍然有限。 2025年公署就147宗個案展開刑事調查,拘捕18人,轉介47宗予警方。從處理308宗到拘捕18人,中間存在一個巨大的漏斗。這不是說執法不力,而是說明「起底」規管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投訴、調查、證據門檻與檢控裁量之間的層層過濾。在這個過濾過程中,受害人對「正義是否被實現」的體驗,與統計數字所呈現的「個案下降」之間,可能存在顯著的落差。

數據下降的真正意涵,或許不在於「起底」行為已經稀少,而在於一個更為分散、更難識別、也更難完全納入執法視野的資料侵害生態正在形成。在這個生態中,媒體報道既是公眾知情權的實現機制,也可能成為資料持續流通的環節之一。


四、媒體倫理的間隙:專業守則與「起底」語境之間

香港新聞界並非沒有處理私隱的專業規範。《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要求新聞從業員「尊重個人名譽和私隱」,在未經當事人同意採訪及報道其私生活時,應具「合理理由」,並「適當處理,避免侵擾個人私隱」。法律層面亦有針對特定受害人的身份保密規定,例如《刑事罪行條例》第156(1)條禁止傳媒報道可能致使公眾識別指明性罪行申訴人身分的事項。

然而,「起底」報道所處的語境,與這些既有規範所預設的場景並不完全重合。

傳統的私隱規範主要處理的是「媒體主動採訪與報道」所引發的侵擾。但在「起底」事件中,核心的個人資料往往已經由第三方(起底者)在社交平台上公開。當媒體跟進報道時,它所面對的是一批「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進入公共領域」的資料。這帶來一個倫理上的滑移:既然資料已經公開,轉述或引用是否仍然構成有意義的私隱侵犯?專業守則中「未經當事人同意」的條件,在資料已由他人披露的情況下,應該如何理解?

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從保障資料的角度看,一份資料「已在別處刊登或可供公眾查閱」這一事實,並不使它可以被任意再利用;保障資料第3原則針對的是「濫用個人資料」,而非資料是否已經公開。但從新聞生產的實際運作看,當一宗事件已經成為公共話題,媒體若完全避免提及任何已被公開的個人資料,報道可能變得抽象而難以理解。媒體於是被置於一個兩難之中:過度保守的處理可能削弱報道的資訊價值,過度開放的處理則可能使受害人承受另一輪曝光。

「藥倍安心」案將這一兩難具體化了。案件中的披露行為發生在社交平台,涉及多名人士的姓名、就讀學校、家庭照片、社交帳戶及住址等資料。當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媒體對聆訊的報道不可避免地會觸及這些資料的性質與範圍。法庭報道本身受到「新聞活動」豁免的潛在覆蓋,但豁免解決的是法律責任問題,而非倫理問題。受害人或其家人是否應該在報道中被具名、其與案件的具體關聯應該被描述到何種程度、社交平台上的原始帖文內容應該被轉述到何種詳細程度——這些判斷發生在豁免的蔭蔽之下,卻直接影響着當事人實際承受的曝光程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體時代的「起底」與傳統的資料侵害有一個關鍵差異:資料的流通是網絡化的、複製性的、去中心化的。監管機構可以向平台發出停止披露通知,要求移除特定訊息;但媒體報道一旦發布,其內容會以新聞文章、轉載、引用、截圖等形式在另一個層面上流通。第64條的刑事責任針對的是最初的披露者,第61條的豁免保護的是媒體的報道行為,但在受害人的經驗中,這些區分可能顯得抽象。他們所經歷的,是同一批個人資料在不同的正當性外衣下反覆出現。


五、「法庭線」的位置:報道者、爭議對象與規管語境中的媒體

將「法庭線」放入上述框架中審視,需要避免兩種簡化。一種是將其視為單純的「報道者」,彷彿媒體在「起底」事件中的角色是中立的傳遞管道;另一種是將其整體定性為某種政治立場的載體,從而使關於媒體倫理的討論被選邊站的邏輯取代。

「法庭線」自2022年成立以來,以法庭新聞為主要內容,同時也持續受到部分親建制媒體和網絡來源的批評,被指報道手法「偏頗」、在涉及國家安全與人權的案件中「滲透」特定立場。這些批評本身構成了「法庭線」所處的媒體環境的一部分:它不僅是一個報道法庭新聞的機構,也是一個被其他媒體和政治力量持續評價的對象。在「起底」相關的報道中,這種被評價的位置會產生一種反身性效果——當「法庭線」報道一宗「起底」案件時,它的報道本身可能成為其他媒體和網絡來源的報道對象,而這種「關於報道的報道」又可能進一步擴大案件中當事人的曝光。

這不是要對「法庭線」的具體報道作出法律或倫理上的裁斷。可觀察的是,在「起底」規管的生態中,媒體不是一個外在於爭議的觀察者。媒體的報道選擇、框架設定、資料處理方式,以及媒體自身在公共話語中的位置,都會參與塑造「誰被看見、被看見到什麼程度、以什麼方式被看見」。當監管機構強調「傳媒報道涉及公眾利益可獲豁免」時,它將判斷的起點放在「公眾利益」上;但「公眾利益」的內涵並非固定不變,它在具體的報道實踐中被界定、被主張、也被質疑。

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是:如果「起底」規管的目標是減輕受害人因個人資料被公開而承受的傷害,那麼僅靠刑事條文和監管機構的移除通知,是否足以實現這一目標?當媒體報道成為資料流通的另一條路徑,而這條路徑受到憲制性新聞自由的保護,規管框架需要面對的就不只是「如何懲罰起底者」,還包括「如何在承認新聞自由的同時,避免報道本身成為傷害的延續」。


常見問答

問:媒體報道「起底」案件,會不會構成第64條的「起底」罪行?

第64條罪行的核心是「意圖」或「罔顧」造成「指明傷害」。媒體報道的通常意圖是新聞傳播,而非造成傷害,因此直接觸犯第64條的門檻較高。但「罔顧」元素意味着,如果媒體對披露可能造成的傷害效果完全漠視,法律風險並非不存在。實務上,第61條的新聞活動豁免會是媒體的主要抗辯基礎,但其適用取決於報道是否服務於可識別的「公眾利益」。

問:第61條的「新聞活動豁免」是否意味着媒體可以自由披露「起底」受害人的資料?

不是。第61(2)條的豁免是「盾牌」而非「通行證」。它只在披露行為本來會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時提供抗辯,且條件是披露者有合理理由相信發表資料符合公眾利益。豁免不適用於其他保障資料原則,也不賦予媒體取得資料的正面權利。在2026年的記協車牌查冊司法覆核中,法院明確指出第61條不豁免其他法律限制。

問:如果受害人的資料已經被「起底」者在社交平台公開,媒體轉述這些資料是否仍然有私隱問題?

資料已在別處公開,不意味着它可以被任意再利用。保障資料第3原則針對的是「濫用」個人資料,而非資料是否處於公共領域。媒體在轉述已公開資料時,仍然需要獨立評估披露的正當性、必要性以及對當事人的影響。法律責任與倫理責任在此處不完全重疊:一個披露行為可能在法律上受到豁免,卻仍然在倫理上構成對受害人的再次曝光。

問:私隱專員公署的「停止披露通知」可以要求媒體移除報道嗎?

停止披露通知的法定對象是「起底」訊息的披露者或平台營運商,其功能在於制止正在進行的披露行為。公署在2025年向網上平台發出的停止披露通知,遵從率超過98%,顯示平台在收到通知後通常會移除內容。但第61條的新聞活動豁免可能影響通知對媒體報道的適用範圍。這一領域的邊界並非完全清晰,取決於具體個案中「新聞活動」與「起底」披露的區分。

問:「法庭線」在「起底」報道中的角色有什麼特別之處?

「法庭線」以法庭新聞為核心,其報道對象包括「起底」案件的審訊和相關法律爭議。它的特殊性在於雙重位置:它既是報道「起底」規管實踐的媒體,也是一個被其他媒體和政治論述持續評價的對象。這種雙重位置意味着,當它報道「起底」案件時,其報道本身可能成為後續報道的素材,從而參與到當事人曝光鏈條的延長之中。對這一角色的分析,需要同時考慮其報道內容與其所處的媒體生態,而非將其化約為單一的「報道者」或「爭議對象」。


總結

香港的「起底」規管在執法層面取得了可觀的成效:個案數字大幅下降,平台遵從移除通知的比例極高,刑事調查和拘捕行動持續進行。但「受害人反被媒體公開」的現象揭示了一個法律條文無法獨力解決的難題。第64條懲罰的是意圖造成傷害的披露者,第61條保護的是服務於公眾利益的新聞活動;兩者之間的空間,正是受害人可能承受額外曝光的所在。

這個空間不是一個可以通過收緊或放寬某一條文來填補的「漏洞」。它源於兩種正當價值——私隱保障與新聞自由——在具體情境中的結構性緊張。監管機構可以移除特定訊息,卻不能移除公眾對一宗事件的知情需求;媒體可以援引豁免,卻不能以豁免代替對報道後果的倫理判斷。在「起底」規管的下一階段,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紅線在哪裡」,而是當一條紅線同時牽涉受害人的復原、公眾的知情與媒體的運作時,什麼樣的制度安排和專業實踐,可以讓這三者不至於以彼此為代價。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的法庭線負面報導 …


作者簡介

陳允行
法律與媒體研究者,專注於香港個人資料私隱規管、刑事程序與新聞倫理的交匯領域。曾於本地政策研究機構從事私隱法與執法實踐的比較研究,文章散見於法律評論與媒體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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