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被遺忘權實戰：移除Google搜尋頁面負面結果的法律要件、實例與操作全解
摘要
歐盟「被遺忘權」常被誤讀為「有權讓負面資訊消失」。實際運作中，它是一套以去索引（de-indexing） 為核心、以公共利益衡量為閘門的有限權利。Google自2014年以來累計評估超過820萬個URL，最終去索引約380萬個，整體批准率約47%——換句話說，超過一半的申請並未成功。真正決定結果的，不是申請人「多想被遺忘」，而是目標內容是否落入GDPR第17條第1項的法定事由，以及是否觸發第17條第3項的公共利益例外。本文從法律結構、量化數據、成功與失敗實例、申請操作、拒絕後的救濟，到替代策略，逐層拆解這套機制在Google搜尋場景中的實際運作方式。
一、被遺忘權在搜尋引擎上的法律定位：去索引，不是刪除
被遺忘權在搜尋引擎語境中的準確名稱是去索引（de-referencing / delisting） ：移除的是特定姓名搜尋下指向某個URL的搜尋結果連結，來源網頁本身仍然存在，直接輸入網址或透過其他搜尋引擎仍可抵達。這個區分貫穿整個制度設計，也決定了申請人可以期待什麼、不能期待什麼。
歐盟法院在2014年 Google Spain 案中首次確認，搜尋引擎營運商是GDPR（當時為95/46/EC指令）意義下的資料控管者，因此資料主體可以直接向搜尋引擎行使刪除權，無須先要求來源網站刪文。2019年 Google v. CNIL 案進一步界定了領土範圍：歐盟法不要求Google在全球所有網域移除連結，只需在歐盟境內的Google搜尋網域（google.fr、google.de、google.es等）及對歐盟境內使用者透過地理定位封鎖該結果即可。這意味著，一項成功的歐盟去索引申請，不會讓該內容在美國、亞洲或其他非歐盟地區的Google搜尋中消失。
二、GDPR第17條的雙層結構：何時「必須」移除，何時「不得」移除
2.1 第17條第1項：六款法定事由
依GDPR第17條第1項，資料主體有權要求控管者「不無不當延遲地」刪除個人資料，但僅限於以下情形之一成立時：
| 款次 | 事由 | 在搜尋去索引場景中的意涵 |
|---|---|---|
| (a) | 資料已不再為蒐集或處理之目的所需 | 目標內容的原始目的已消滅（例如已關閉的服務、已結束的關係） |
| (b) | 資料主體撤回同意，且無其他合法依據 | 同意為唯一處理依據時適用；搜尋引擎場景較少單獨援引 |
| (c) | 資料主體依第21條第1項反對處理，且無正當理由優先 | 需先向控管者異議，搜尋引擎場景中舉證門檻較高 |
| (d) | 個人資料被違法處理 | 來源內容本身的處理即違法（如未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 |
| (e) | 依歐盟或成員國法律有刪除義務 | 需有具體法律依據，較少單獨作為搜尋去索引的主張 |
| (f) | 資料之蒐集涉及第8條第1項的兒童同意 | 針對兒童資料的特定保護 |
實務上，與搜尋結果去索引最相關的是 (a) 和 (d)，以及法院在 Google Spain 案中提煉出的「不充分、不相關、已不再相關、或相對於處理目的顯屬過度」標準。這組標準並非直接寫在第17條第1項的文字中，而是歐盟法院在解釋舊指令時建立、後被第17條第1項精神所吸收的衡量框架。
2.2 第17條第3項：五款絕對例外
第17條第3項規定，即使第1項事由成立，若處理係為以下目的所必要，則第1項不適用：
- (a) 行使言論與資訊自由權；
- (b) 遵守歐盟或成員國法律所定之處理義務；
- (c) 基於公共衛生領域之公共利益；
- (d) 為公共利益之檔案、科學或歷史研究或統計目的；
- (e) 行使或捍衛法律請求權。
在搜尋引擎場景中，(a) 言論與資訊自由是Google拒絕去索引最常援引的例外，也是多數申請失敗的直接原因。Google公開表示，其拒絕約35%的去索引申請係基於公共利益理由。這意味著：即使你證明了內容「過時」或「對你造成傷害」，只要Google認為公眾仍有正當利益取得該資訊，去索引就不會發生。
三、量化現實：申請量大，批准率低，結果高度分歧
3.1 Google的整體數據
| 指標 | 數值 |
|---|---|
| 累計評估URL數（2014年起） | 超過820萬 |
| 累計去索引URL數 | 超過380萬 |
| 整體批准率 | 約47% |
| 累計拒絕URL數 | 超過320萬 |
| 2024年單年提交URL數 | 超過80萬 |
| 2024年同比增幅 | 約40% |
| 平均每件申請包含的URL數 | 約3.9 |
| 私人個體佔申請人比例 | 約86% |
47%的批准率需要正確解讀：這不是「個人隱私權打贏公共利益」的比率，而是所有提交的URL中，Google認為達到去索引門檻的比例。若以「申請件數」而非URL數計算，拒絕率同樣接近半數。更重要的是，這47%不包含申請人因資料不齊、格式錯誤或管轄不符而被排除的案件。
3.2 國家分布：西歐三國佔近半
| 國家 | 累計評估URL數 |
|---|---|
| 法國 | 超過150萬 |
| 德國 | 超過140萬 |
| 英國 | 超過110萬 |
| 西班牙 | 超過55萬 |
| 義大利 | 超過50萬 |
法國、德國、英國合計約佔Google在歐洲處理的去索引URL總量的49%。波蘭在2025年1月至2026年1月間提交了24,200件申請，排名歐盟第七，其中約半數獲得正面處理。波蘭申請量從2023年的12,800件、2024年的13,800件，躍升至2025年的24,200件，一年內增長約75%。這反映的不是法律門檻降低，而是公眾對這項工具的認知快速普及。
3.3 不同搜尋引擎的批准率差異
Bing在歐盟的整體URL接受率約38%，但各成員國之間從17%（保加利亞）到60%（奧地利）不等。同一套GDPR條文，在不同國家的資料保護傳統與監管強度下，產出截然不同的結果。這提醒申請人：「歐盟被遺忘權」不是一個統一的操作標準，而是一組由各國DPA（資料保護主管機關）與法院持續填充的衡量框架。
四、成功去索引的實例：什麼樣的負面結果「有機會」被移除
4.1 NT2案（英國高等法院，2018）：已消滅的犯罪記錄
英國高等法院在 NT1 & NT2 v. Google LLC 中首次對被遺忘權作出實質判決。兩名商人分別因多年前的犯罪遭定罪，定罪後來已成為「已消滅」（spent）記錄。法院命令Google去索引與NT2相關的搜尋結果，但駁回了NT1的請求。
關鍵區別在於：NT2的犯罪記錄已依法消滅，且相關報導對其當前商業活動的持續相關性已經減弱；NT1的情況則不同，法院認為其請求所涉及的具體情境不足以正當化去索引。這個案例確立了一個重要信號：「定罪已消滅」加上「時間經過」加上「當前公共利益已減弱」，是一組有機會成功的組合，但並非自動勝利，仍需個案衡量。
4.2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2024年判決：離開職位20年後的協會登記資料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GH）在2024年6月的一項判決中處理了一名協會董事會成員的資料。該人離開董事會20年後，其個人資料仍可在線上協會登記簿中查到。BGH認為，在20年後，這些資料的可查閱性不再符合公眾的資訊利益，因此應予限制。這個判例的意義在於，它將「時間經過」作為一個獨立的權重因素，適用於非犯罪、非新聞報導的例行性公開登記資料，進一步擴張了「已不再相關」標準的適用邊界。
4.3 這些成功案例的共同結構
綜合NT2案與BGH 2024年判決，成功去索引的申請通常具備以下特徵的組合：
- 內容類型：犯罪記錄已依法消滅、例行性公開登記、或已結束的私人關係所產生的資料；
- 時間因素：事件發生距今有相當時間，且在此期間沒有新的相關發展；
- 公共利益衰減：原本的正當公眾利益已經隨著時間經過或情境變遷而明顯減弱；
- 申請人角色：申請人並非因其當前職位或公共角色而持續暴露於該資訊中。
沒有一項特徵是必要條件，也沒有一組特徵是充分條件。 這正是被遺忘權在搜尋場景中的核心難題：它是一個多因素權衡，而非清單式的檢核。
五、失敗的實例：為什麼「負面」不等於「可移除」
5.1 M.L. and W.W. v. Germany（歐洲人權法院）：謀殺定罪
兩名申請人因謀殺兩人被定罪，要求德國媒體入口網站移除關於其定罪的線上報導。歐洲人權法院依《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審理後駁回申請，認定在謀殺定罪的情形下，即使經過長時間，公眾被資訊的公共利益仍然優先於申請人的隱私利益。這個案例劃出了一條清晰的紅線：重大暴力犯罪的定罪報導，幾乎不可能透過被遺忘權路徑移除，無論時間過去多久。
5.2 義大利前恐怖分子案（2025）：服刑完畢不等於有權被遺忘
義大利資料保護主管機關（Garante）駁回了一名前恐怖分子的移除請求，該人已服完刑期並恢復自由。Garante明確表示，公眾仍有正當利益取得關於恐怖主義定罪的資訊，即使當事人已回歸社會。這個決定的邏輯與M.L.案一致：犯罪的性質（恐怖主義、重大暴力）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持續來源，時間經過不足以翻轉天平。
5.3 日本最高法院2025年判決：兒童買春定罪
日本最高法院在2025年2月的一項判決中，駁回了一名男子要求移除其兒童買春逮捕與定罪相關搜尋結果的請求，認定Google勝訴。這是日本最高法院首次就被遺忘權作出表態，其門檻被觀察者描述為「極高」，需綜合考量報導內容與性質、隱私受害程度、當事人社會地位、報導目的與社會情境等因素，且必須在「不公布個人資訊對當事人明顯有利」時才可能准許。
5.4 失敗案例的共同結構
| 因素 | 失敗案例的特徵 |
|---|---|
| 犯罪類型 | 謀殺、恐怖主義、兒童性犯罪等重大犯罪 |
| 內容性質 | 新聞報導、司法紀錄、具有持續公共討論價值的資訊 |
| 時間效果 | 即使經過多年，重大犯罪的公共利益衰減有限 |
| 申請人士角色 | 曾因犯罪成為公共關注對象，該連結難以完全切斷 |
| 結果 | Google拒絕，DPA或法院維持拒絕 |
這些案例的共同訊息是：「負面」本身不是去索引的法律依據。 被遺忘權保護的是過時、不相關、過度的個人資料，而非「讓人看起來不好的真實資訊」。將兩者混淆，是多數申請失敗的認知根源。
六、向Google提交申請的操作結構
6.1 資格前提
申請人必須位於歐盟或英國（依GDPR或UK GDPR），且申請係以本人名義提交。Google表示多數申請來自受影響的當事人本人。非歐盟居民無法透過此路徑向Google主張GDPR第17條。
6.2 必要資訊
- 目標URL的清單：每一條希望去索引的具體網址；
- 用來找到這些URL的搜尋姓名：去索引的作用是切斷「姓名搜尋→該URL」的路徑，因此必須指明是哪個姓名搜尋；
- 理由說明：為什麼該資訊屬於「過時、不相關、過度」，或符合第17條第1項的其他事由。
6.3 理由陳述的結構
Google的審查人員面對大量申請，理由陳述的具體性與可驗證性直接影響結果。一個有效的理由陳述通常包含：
- 識別目標內容的性質：是新聞報導、司法紀錄、社交媒體貼文、還是目錄頁面；
- 援引特定事由：明確指出第17條第1項的哪一款（最常見為(a)「已不再相關」或(d)「違法處理」）；
- 論證「過時/不相關/過度」：說明事件發生時間、後續發展（如無罪確定、債務清償、關係結束）、以及該內容與申請人當前公共角色的關聯性；
- 預先回應公共利益：說明為什麼該內容不具有持續的公共討論價值（而非僅主張「對我造成困擾」）。
6.4 處理時程與拒絕後的選項
Google的處理週期一般以兩到八週估算。若被拒絕，申請人可以：
- 向Google重新提交強化後的申請：同一個URL會由另一位評估員覆核，補充更具體的損害說明或新證據後，決定有時會改變；
- 向本國資料保護主管機關（DPA）申訴：在英國為ICO，在法國為CNIL，在西班牙為AEPD等；
- 提起司法救濟：依GDPR第79條向法院提起訴訟。
6.5 2026年米蘭法院判決：拒絕必須附理由
米蘭法院在2026年10月的一項集體禁令判決中，命令Google在2026年11月15日前實質修改其去索引請求的內部處理程序，並對任何拒絕提供詳細的個別化理由。法院認為，過去以標準化回覆拒絕、使申請人難以理解拒絕原因或有效救濟的做法，不符合GDPR第17條與第21條的要求。Google已表示將上訴。
這項判決的實務意義在於：「Google拒絕了，但沒說清楚為什麼」的狀態，在歐盟部分司法管轄區正在被挑戰。 即使判決尚未最終確定，它為申請人提供了一個新的論證資源：要求Google履行說理義務，而非僅接受其結論。
七、被拒絕後的真實選項：DPA申訴、訴訟與替代策略
7.1 DPA申訴的現實數據
法國CNIL在2024年記錄了17,772件投訴，刪除權是主要驅動因素之一；西班牙AEPD在2025年處理了30,931件權利請求，同比增長64%，其中88%的權利移轉投訴在平均77天內以無制裁方式解決。這些數據顯示，DPA確實是一個可運作的救濟通道，但「無制裁解決」佔多數，意味著監管機關更傾向促成處理而非對搜尋引擎施加罰款。申請人應將DPA申訴理解為促使Google重新審視個案的機制，而非「打敗Google」的途徑。
7.2 訴訟的成本與時間
NT1/NT2案從提起至2018年判決，涉及完整的英國高等法院審理；米蘭集體訴訟禁令則從協會提起至2026年判決，耗時數年。訴訟能夠產生去索引命令，但其時間與費用門檻，對多數個人申請人而言不具備日常可操作性。
7.3 替代策略：壓制（suppression）的合法邊界
當去索引不可行時，以準確、高品質的內容在姓名搜尋中佔據前列位置，將負面結果推至後頁，是歐盟實務中公開討論的替代路徑。這條路徑的合法性取決於手段：產出真實、與申請人相關的專業或公共內容，是合法的；製造虛假內容、操縱搜尋演算法、或簽訂「保證壓制」的灰色服務，則可能觸法。上海長寧法院2026年判決即認定「負面壓制」合約條款違反誠信原則與反不正當競爭法，應屬無效。壓制策略的正當性來自內容本身的真實性與價值，而非來自「把東西藏起來」的意圖。
常見問答
問：被遺忘權可以讓Google「刪除」負面新聞嗎？
不行。去索引只移除特定姓名搜尋下的搜尋結果連結，來源新聞頁面仍然存在，直接輸入網址或透過其他搜尋引擎仍可找到。若目標是讓來源網站刪文，需要另行向網站經營者主張權利，或透過誹謗、著作權等法律途徑處理。
問：住在台灣或香港，可以向Google主張歐盟被遺忘權嗎？
不行。GDPR第17條的搜尋去索引路徑以歐盟或英國境內的資料主體為前提。台灣與香港目前沒有等同GDPR第17條的搜尋引擎去索引請求權。台灣曾有施建新案嘗試以民法名譽權與隱私權請求移除Google搜尋結果與建議關鍵字，但台北地院一審判決敗訴，高等法院駁回上訴。
問：申請被拒絕後，重新提交有用嗎？
有機會，但取決於補充了什麼。同一個URL重新提交時會由不同評估員覆核；若僅重複相同理由，結果通常不變。有效的重新提交應補充新的具體事實（例如無罪判決確定、債務清償證明、事件後續發展）或更精確的公共利益衰減論證，而非僅表達更強烈的不滿。
問：犯罪記錄可以被去索引嗎？
取決於犯罪的性質與時間。已消滅的定罪（如NT2案）在特定條件下有機會成功；謀殺、恐怖主義、兒童性犯罪等重大犯罪的報導，即使經過多年，歐洲人權法院與各國DPA仍傾向認為公共利益優先。
問：去索引成功後，內容會從網路上消失嗎？
不會。去索引只影響Google在歐盟境內以特定姓名搜尋時的結果呈現。來源網頁仍然存在，可透過直接網址、其他搜尋引擎、非歐盟地區的Google，或社群媒體分享抵達。部分媒體（如BBC、The Telegraph）甚至建立了「被去索引文章」的列表頁，可能產生反向的Streisand效應，使原本較少人注意的內容反而受到關注。
總結
歐盟被遺忘權在Google搜尋場景中的運作，可以歸結為三個核心命題。
第一，它是去索引權，不是刪除權。 法律效果僅及於歐盟境內以特定姓名搜尋時的結果連結，來源內容不受影響，全球其他地區的搜尋結果也不受影響。將被遺忘權理解為「讓負面資訊從網路上消失」，從一開始就會導向錯誤的期待與錯誤的申請策略。
第二，批准與否取決於公共利益衡量，而非負面程度。 47%的整體批准率背後，是一組以第17條第1項事由為入口、以第17條第3項言論與資訊自由為出口的雙層結構。成功案例的共同點是「過時、不相關、過度」與「公共利益衰減」的組合；失敗案例的共同點是「真實、重大、持續公共價值」。申請人真正需要論證的，不是「這讓我痛苦」，而是「公眾正當取得該資訊的利益已經不存在或明顯減弱」。
第三，操作層面的品質決定結果的可變性。 理由陳述的具體性、對第17條事由的精確援引、對公共利益例外的預先回應，以及被拒絕後是否補充了新事實而非重複情緒，是申請人可以控制的主要變數。米蘭法院2026年判決所揭示的「拒絕必須附理由」趨勢，進一步強化了申請人要求Google說理的正當性。與此同時，替代性的聲譽管理策略——以真實內容佔據搜尋版面——在去索引不可行時是一條合法但需要時間與內容品質的路徑，其正當性取決於手段的真實性，而非壓制的意圖。
作者簡介
林以晴
隱私法與數位聲譽實務研究者，長期追蹤歐盟GDPR第17條在搜尋引擎場景中的執法動態與各國DPA申訴實務。關注被遺忘權的「去索引」本質與公共利益衡量的實際操作，致力於將歐盟判例與監管數據轉譯為可使用的申請策略框架。文章內容基於公開判決、Google透明度報告、EDPB文件與各國DPA公開資料，不構成法律意見。